閱讀《圍城》，猶如觀賞一齣傀儡戲，《圍城》裡女人緣不斷的主人翁──方鴻漸，無論是愛情的自主權或是事業、學業，總任由朋友、親人代他主，當這些決定讓他陷入無路可出的窘境以後，他又長吁短歎命苦，此情此景讓我聯想起張藝謀的《大紅燈籠高高掛》。

被高宅大院禁錮的女性，被封建教條巨輪輾碎的青春夢想，讓人透不過氣來的傳統禮儀規範，這一切一切，都是假「幸福」之名，將女性追求自由的心靈禁錮於精心打造的牢籠裡。

《大紅燈籠高高掛》裡的女性或以爭風吃醋、藉由傳宗接代奪取權力，鞏固自己在家中的地位；或以偷情來反抗不合理的一夫多妻的性愛制度；雖然結局各個悲慘，但是，相較於《圍城》中口口聲聲追求自由、幸福愛情與事業成功，卻光說不練，個性散漫被動的方鴻漸，我反而較為欣賞張藝謀電影中三太太敢做敢當的作風。方鴻漸十足像隻寄居蟹，不是靠父親接濟，就是仰賴丈人、朋友的金援；連對愛情的態度都無法坦白，這些因素都使我對方鴻漸難以心生同情。

《圍城》的世界反映出中國科舉制度下知識份子可悲可憐可憎的心態，方鴻漸的無能，反映出中國知識份子的無能，儘管方鴻漸囿於陳規陋習，苦惱於他人加諸於自己的各種錯誤的定見，卻只能自怨自艾，無法以行動改變現況，這種行為一如沙特於一九四四年寫下《禁閉》這幕戲劇後，以「地獄即他人」表達個人若是無法衝破框框，超越他人對自己的定見，往往使得自己淪為定見下的受害者；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改變這些人是懦夫的事實，正因為如此，在沙特的心中，他們根本不是活人，而是死人，或者，活死人。

沙特明白地指出所謂的活人在於明瞭自由對於我們的重要性，以及以行動改變現世的重要性；不管我們活在怎麼不堪的地獄裡，我們都有掙脫地獄的自由；如果有人不願意如此做，唯一的理由就是這些人自願待在地獄裡；苦惱於他人的定見，卻缺乏自信，不認為自己的努力可以改變現狀，甘願受人擺佈，對沙特而言，這樣的人根本不是活人，而是活死人。

歸根究底，無論是《圍城》，或者是《禁閉》，探討的都是個人與他人，以及個人與社會環境的關係；美好夢土的實踐仰賴行動，個人不僅需要放手一搏的勇氣，也需要有追求自由的決心與毅力；與其坐在那兒長吁短歎外在的環境如何不堪，不如以行動改革。沒有突破現實困境的勇氣與自覺，不可能產生真正自由的個人與社會；而沙特所言的：地獄即他人！所指的地獄不是他人或外在環境，而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