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作者林幸謙習慣運用學術性的生硬語言，但是卻也點出張愛玲小說字裡行間隱藏的女性意識比起任何女性主義的語言更犀利更冷酷更露骨。

張愛玲不斷地提及女性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的難堪處境；「父親是專制魔王，母親是好意的傻子，時髦的妻是玩物，鄉氣的妻是祭桌上的肉。」。抽絲剝繭道出因經濟能力匱乏，被宗法父權桎梏於「家庭」機制內的女性心理。更進一步探討儒家文化造就的怪物──儒家瘋女以及鐵閨閣文化現象。

張愛玲透過不同的女性圖像直陳儒家文化中宗法父權傳統強加於女性的倫理秩序與性別統治，透過「家庭」這個鐵閨閣成為加諸於女性身體與心靈的雙重桎梏，使得女性即使不完全地喪失自我意識，也缺少獨立完整的人格；再加上女人被剝奪了教育權，缺少經濟實力，導致女性終其一生無法擺脫封建牢籠，獲得真正的自由。這種世世代代不得掙脫的禁錮使得女性的身心受到無法彌補的傷害。

另一方面，張愛玲在〈我看蘇青〉一文中也提出她對於新女性又愛又怕的矛盾心理：「新式女人的自由她也要，舊式女人的權利她也要。這原是一般新女性的悲劇。」這句話更將儒家社會中有思想、爭取獨立之女性的困惑與無奈一語道盡。

二十一世紀重讀張愛玲，不僅可讓身為女性的我重新反省思考中國歷史中的女性與兩性關係，同時進一步深思中國女性於政治權力發展中長久以來遭受的漠視、壓抑與不平等對待。

改編自泰國作家Utsana Phleungtham〈Jan Dara的故事〉的《晚孃》( Jan Dara , 2001)這部泰國電影對於傳統社會中掙扎求存的女人命運有著相當寫實的描寫。這些女人或是如華姨──甘於成為男人的玩物，並為自己痛恨的男人延續香火；或是如晚孃──雖然懂得讀書識字，卻因經濟上無法獨立，只好依賴男人，等待下一個好男人來解救她脫離苦海；惟一主動反擊女人宿命的喬，卻因過度壓抑以及父親不正常的教育而導致身心扭曲，成了同性戀。喬模仿男性的穿著打扮與行為舉止，套用男性語彙，沿襲男性思想，在性愛關係上將父親與丈夫真玩遍家中所有女人的那套作為更是發揚光大，不但玩弄女人還玩弄男人，最後連父親男佣人也不放過；她更藉由墮胎行為否決女人與生俱來的傳宗接代功能，並取代真成為一家之主。雖然她爭取到其他女人夢寐以求的自由與權力，卻被其他女人(包括延續這個制度繼續存在的母親華姨)，以及丈夫(宗法父權的護衛者真少爺)的憎恨，喬雖非如張愛玲《金鎖記》與《怨女》小說中的七巧與銀娣般生活於自虐與被虐間，卻同樣成了喪失人性的怪物。

相較於《晚孃》中心理極端的復仇女性與張愛玲筆下的哀怨女人，《金法尤物》( Legally Blonde ,2001)中的艾兒的女性論點顯得積極活潑也迷人許多。

喜愛流行，對流行文化瞭若指掌的金髮富家女艾兒，原本歡天喜地等著白馬王子華納求婚，卻發現她在華納眼中只是賣弄風情的瑪麗蓮夢露。出身議員世家的華納，甚至不惜告訴艾兒將來他若打算走上仕途，像艾兒這種女人是無法帶出場的，因為一名成功的政客需要的老婆是像賈桂琳這款貴婦。

《金法尤物》的迷人在於顛覆觀點。顛覆不僅男性對女性的觀點，也狠狠批判了哈佛大學代表的美國社會精英文化的虛假面，甚至顛覆了女性主義者習以為常的論調。

比如波大一定是無腦的蠢女人；聰明女人不讀《柯夢波丹》等流行雜誌，對於穿著打扮流行娛樂資訊不花心思；不以『女性主義者』的說辭「女同性戀」稱呼女人；《金法尤物》藉著劇中自信美麗又善體人意的艾兒勾勒出一個新女性的理想典型：擁有豐富的知識與美麗的體態，時時努力充實自我，並且追求經濟與人格上的獨立自主。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金法尤物》總算提出了較為合乎人性的女性觀點。